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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温茨洛瓦我的诗歌首先表达的是个人体

发布时间:2019-07-13 00:14:28 编辑:笔名

托马斯·温茨洛瓦:我的诗歌首先表达的是个人体验

金藏羚羊诗歌奖得主托马斯·温茨洛瓦致辞答谢  8月9日,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湖诗歌广场举行了金藏羚羊诗歌奖授奖仪式,立陶宛获奖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在与会嘉宾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辞。  温茨洛瓦首先表达了自己对着名中国诗人、“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主席吉狄马加先生,对“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们,对诗歌朋友们衷心的感谢!他说:高兴和感激之余,我的意识里也掺进了一丝不安。我未曾料到自己的作为竟能获得这般认可,我仍在怀疑自己是否般配如此的奖掖。我的诗歌,或许并非总能被理解,或许很难被迅速理解,因为它们所表达的首先是个人体验。我甚至要说,这不过是我与自己的交谈。此外,我的诗系用一个小民族的语言写就。立陶宛语独特而古老,与梵文同宗,亦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属欧洲古典语言。使用立陶宛语的人口仅为三百万,但是,立陶宛人民却拥有灿烂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统一的文化。立陶宛地处欧洲,位于波罗的海岸边,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称波罗的海三国,现已加入欧盟。立陶宛的民间艺术和专业艺术,我们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以及立陶宛戏剧,如今在各大洲均享有盛誉。我希望,我荣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这一事件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我的祖国。  可以说,我的诗并非十分典型的立陶宛当代诗歌。我约在50年前开始写诗,我的诗歌写作不仅与立陶宛传统相连,也与俄罗斯以及西方的传统有关。我的诗中不乏对当时现实的抗议,当时,立陶宛被并入苏联,而这违背了大多数立陶宛人的意愿,生活时常是无望的。但是,我并未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旧的立陶宛乡村、立陶宛历史和神话中寻求出路,我竭尽所能地让立陶宛接近欧洲和整个世界,我作了尝试,发展了都市题材。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诗获得了“学者诗歌”的特征,这类诗歌曾于18世纪在立陶宛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却很少有人写作。此类诗歌常常采用古典形式,与此同时,大多数当今立陶宛诗人却使用自由诗体。此外,我的诗中还有很多源自欧洲神话和欧洲古典文学的引文和暗示,若不加注释,当代读者并不总能理解。我于1977年来到西方,我感觉从这时起,我诗中的讽刺成分加强了,同样有所强化的还有史诗风格,即某种讲述历史的愿望。不过我觉得,我的诗歌风格仍是容易辨认的。我的作品中也有当代生活特征,有个人主题和公民主题,还有某些神秘、费解的东西,在我看来,诗若一览无余便不再为诗了。我希望这并不会让中国读者感到过于陌生,尽管立陶宛诗学和中国诗学间存在着很大,甚至巨大的差异。  中国和立陶宛在很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两国间相隔的不仅是数千公里的距离,还有文字、建筑和风俗等等的差异。我时常觉得,两个国家的差异如此之大,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然而,我们两国间的历史联系之悠久,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此,我想提及几位到过中国的立陶宛人,他们在我之前很久便结识并爱上了中国文化。他们中的个人是安德里乌斯·鲁达米纳,他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的儿子,他在明代来到中国,时间约在17世纪初,他生活在福州,也卒于、葬于福州。他是欧洲早的汉学家之一。一般认为,鲁达米纳学会了汉语,能用汉语自如地交谈,甚至用汉语写了两本书。他在着作中谈及望远镜和键盘乐器,有研究者因此认为,正是他把这两个物件带进了中国。第二位到过中国的立陶宛人是马塔斯·萨尔西乌斯,他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日本入侵中国。萨尔西乌斯反对日本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及其勇敢、忍耐和智慧表达了同情。另一位居住在香港的立陶宛人彼得拉斯·乌尔贝蒂斯,则写作了一部篇幅很大的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书。我还要在此提及一个实例,1954年,我已故的父亲、立陶宛诗人兼作家安塔纳斯·温茨洛瓦也曾访问中国,他后来写了一本题为《中国之行》的书,记录下关于中国的诸多见闻。在中国,他结识了杰出的斯拉夫学者戈宝权和高莽。顺便说一句,戈宝权后来访问过立陶宛,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曾有幸陪同他走访我们的国家。  大约40年之后,1996年,我自己也首次造访中国,追寻我这几位先辈的足迹,我到了北京和上海,杭州和苏州,桂林和拉萨,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我后来把我的中国印象写在一部旅行笔记和一组由五首诗构成的组诗中。我在北京见到了高莽,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我还结识了刘文飞博士,我甚至可以说与他成了朋友,他精通俄国文学,是普希金、曼德里施塔姆和布罗茨基的中译者,我俩的合作已持续多年,我将这一合作视为命运赐予的礼物。  我尚未到过授奖予我的青海省,但我知道,这里有许多与中国各民族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文物,我希望有幸目睹这些文献文物。这一奖项的名称即与青藏高原以及独特的藏文化相关,藏文化的保全和繁荣是中国和全人类的一个重要任务,对于青藏高原有某种内在亲近感的立陶宛,也视此为己任。  在立陶宛于1991年独立时,中国即与立陶宛建立外交关系。需要指出,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立陶宛还为一个独立国家时,中立两国间就已存在外交关系,当时,在有很多立陶宛侨民居住的哈尔滨还设有立陶宛领事馆。如今,在立陶宛的城市里常常可以遇见中国人,在北京和上海也同样能看到立陶宛人: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时常也引人入胜,无疑值得去理解和接近。但是或许,对于他们每个人而言,文学翻译作品的意义更为重大。立陶宛的民间故事以及一些立陶宛作家如萨洛梅加·涅利斯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已为人所知(批此类译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出现)。同样,立陶宛人如今也熟知孔子和老子的经书,熟悉中国古代诗歌,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如鲁迅和老舍等,其作品也已被译为立陶宛语。在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大学里,汉学课程已开设多年。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不仅想简短提及这些与我们两国文化相关的史实,而且还想谈一谈某些更为个性化的体验,谈一谈我和我的许多朋友自中国文化学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将来可能获益于中国文化的东西。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之成就,就是关于人道和人的尊严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我们的概念非常接近。当然,这里也存在差异,可研究这些差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事情。若不带成见地看,相似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相似证明了整个人类及其追求的一致性。  伟大的智者孔子曾论及一位君子应当具有的五种品质。首先是“仁”,在西方各种语言中,这一概念均被定义为对人的爱和仁慈,与野蛮和残忍等兽性品质的对立;其次是“义”,翻译为我们的语言便是正义和感恩,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第三为“礼”,是对合适的行为范式的遵从;第四为“智”,是理智以及对自己行为之长远后果的预见;是“信”,即与虚伪相对的诚实。当然,我并非地道的专家,无法详述这些范畴的意义和内涵。但是,作为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的另一文化之代表,我却深知,这些概念可以成为一个和谐、安宁、繁荣、人道的社会之构建基础之一。  在历史上,这些规范并非总能被遵从,在当下也是如此。渴望走正道的人们,认为尊严和正义高于野蛮、自私和虚伪的人们,就得准备去经受严峻的考验。仅以中国古代的榜样为例,屈原、李白和杜甫都曾经历这般考验,都曾遭受诬陷和迫害。但是今天,我们记住的不是那些诬陷者和迫害者,而是正人君子和诗人。若论及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那么,阿赫玛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等我视为自己导师的俄国诗人,以及许多立陶宛诗人,其命运与之也十分相似。我深知,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人意识到了这种命运的相似,并从中国诗人榜样处汲取力量(阿赫玛托娃翻译过屈原,布罗茨基喜爱李白和杜甫,并在其创作中对两位中国诗人做出过呼应)。在参与立陶宛和前苏联的民主运动时,我自己时常想到这一点,如今想来也很是惬意。  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代,这一时代已取得诸多杰出成就,其中就包括空前迅速的经济发展,以及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民主、自由的探求和思索,只会促进这样的发展,促进稳定。迈向和谐和人道社会的过程不会总是快捷轻松的,或许,和谐和人道的社会也不曾在世界任何地方彻底地实现,然而我认为,孔子的思想就在指引我们走向那种社会。在这个庄重的日子里,我在继续设想这些思想的实现,是中国人民的智者孔子道出了这些思想,我在此衷心地祝福中国人民。 (作者:马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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